序

就在四月花开花落还未了之季，我终于回到了家。想起我入院时，北京还寒风呼啸一片黑沉寂冷；如今要走时，已是桃红柳绿，甚至是该准备叹惜落红了。而两个月前我离开昆明时，还得穿毛衣披外套；如今再出其不意地回来，大中午走路不打伞就有头晕的风险。

在这时季天气变换后，人世间发生了什么呢？万紫千红，猫猫盛行，春日限定，扣押电瓶。

但这是他人的春之曲。对我来说，则是三月，我白茫茫的三月。这是一段蛰伏多年的净白，在许久以前就埋下伏笔，终于在我快满20岁时拉爆引线。

我的三月，是白花花的地瓷砖，白净净的护士服，白苦苦的小药片，是在“正常世界”里一段空白的缺席。

 

事情是怎么开始的，现在已经无法说清。要为情绪骤降找一个原因并不比为气温骤降找一个原因容易——也许是因为SRT而焦虑，也许是因为连续一周的高强度运作……总之，在开学一周后，一阵突如而来的寒风把我刮到悬崖边上，我在三四天的半亢奋状态后变为抑郁。然后是一如既往的，空白、退缩、断药、自残（现在手机上还保存了许多不知该如何处理的血淋淋照片），直到第二周周四我先是血染卫生间换来了写沟课的“正常表现”（指在手上残留大量血液等待着谁的侧目而视），然后因为不想面对室友而在小树林前边哭边踱步一小时。于是，我在周四晚上最终下定了吞服大量药物的决心。

然后周五。我抱着“假设死掉的话想要在最后一天保持一切正常运转”的想法，正常地去上课、吃饭、排练。但也许还是出于自救的心理，讲了不该讲的话，于是最终被检举。在安定医院的急诊科度过了漫长的夜晚和白天，等到父母到来，决定住院，迅速进入三十区隔离。

好了，之后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第一章

从生机盎然的现实世界跨入这方白色的囚笼，只需要短短的3分钟。三十区门口负责接收病人的大叔对于爸爸妈妈的各种疑问和请求（“这个能不能带啊”，“之后还能看到她吗”）抱持极大的不耐烦态度，只是一味催促着让我赶快跨进那道隔离门，其不容置疑之作风好似一位忙碌的牧人在日落时分将乱跑的小羊羔赶入羊圈。好吧，我向来不在离别时拖泥带水——所以我就那样罔顾着父母的招呼往前走了。门开了，我走进去，门关上。

然后是称体重、测血压、换衣服，再一次向护士展示手上的伤痕（大叔评价：“足有五十多道！全是细细长长的”），随后住进第一间病房。里面已经有一个略胖的阿姨端端正正地躺在床上。我刚在床上坐定不久，她便起身说要去卫生间，于是护士开始吆喝道：“还有没有别人一起！都戴上口罩！”紧接着，便有三四个病人戴着口罩护身浩浩荡荡地在护士陪同下前往卫生间，护士将站在门口等候，而卫生间每个隔间都没有门。

几分钟后，阿姨戴着口罩回到病房。她刚一进病房，便转身去问护士：“医生，我没犯病吧？”

护士：“我不是医生，你犯不犯病医生才能判断。”

阿姨：“医生说我没犯病，那我是不是明天就能走了？”

护士：“要是确实没犯病，那就能走。”

阿姨笑起来，声音像个小孩子：“太好了！明天就能走喽！”

阿姨于是坐下。

一分钟过后：“护士姐姐，我是没犯病吧？”

护士：“……是。”

阿姨：“我也觉得我没犯病！我都好久没犯病了。”

阿姨躺下。

两分钟过后，阿姨坐起来：“医生，我没犯病吧？”

护士：“……”

阿姨：“你看我像犯病了吗？”

护士：“你别闹腾了行不？”

如此的对话又重复了三四次，后来护士们统一口径为“是，没犯病，明天就走”——尽管我在三天后的某次检查时又遇到了这位阿姨，而她依旧穿着与我一样的病号服。二十多分钟后，兴许连阿姨都觉得重复得有点烦，她开始讲起一些别的话题：她今年五十啦，她老公比她小五岁呀，是她老公把她送进来的呀，她是双相呀，她之前也住过几次院啦。然后又讲起她被送进来的原委，她委屈道：“我今天中午被楼上的一个小男生要了微信，我没有给他。后来把这件事讲给老公，他就把我送进来了，你说怪不怪？我明明没有犯病，这都是真实发生的呀……”

大讲一通后，阿姨或许是累了，又端端正正地躺下睡觉。这时，房外传来骚动，几分钟后一位新病人在护士的押送下走进房里——仍是一位略胖的女性，年龄二十九岁。她把护士都称为“小哥哥”、“小姐姐”，从进三十区的门到在病床上坐定，每一项流程都要向“哥哥姐姐们”道谢道歉。道了数十次谢后她在病床上躺下，开始用低声自言自语：

“老公和姐姐怎么就把我送进来了呢？”

“只要好好配合治疗，我很快就能出去。只要熬过今晚……”

“我得假装我姐姐不想害我，假装她是好人，他们就会放我出去……”